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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声肠已断，三春三月忆三巴”，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暮春时节，见杜鹃花开，闻子规啼鸣，借物感怀，思念故乡时所作。今年4月的一天，也是在一个杜鹃盛开、子规啼鸣的暮春时节，天空淅淅沥沥飘着小雨，中冶华亚公司组织我们40多名党员一同前往江城武汉的一处“红色景区”——党的五大革命纪念地，重温党史，缅怀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
从武昌江滩公园，由红巷旅游码头穿过临江大道进入红巷路，前行约100米，进入一处掩映在苍翠挺拔的樟彬树木间的院落，映入眼帘的是一排由青砖黛瓦和红漆门窗砌筑的古朴的老房子，这里就是党的五大革命纪念地之一的武汉革命博物馆，也是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进习所（武汉）旧址。
武汉农民运动进习所是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由毛泽东等担任常务委员组成学校最高领导机构。1927年4月4日，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来自全国17个省区的800多个学员在学习革命理论和农运常识，进行军事训练。我们按建筑分布顺序依次参观了室内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和“三民主义”遗嘱、由一排排简陋的木制长条凳组成的教室；斑驳的办公桌上排放着毛笔和宣纸、颜色陈旧的书柜组成的教务室；由老式长条椅四方桌、饭甑组成的膳堂；墙上挂着“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的红底白字标语，上下两层床上铺着蓝底白碎花粗布床铺的简易宿舍。在一幢两层楼的陈列室里，我们阅读了1926至1927年湖北省农民协会出版的《湖北农民》刊物，参观了董必武用过的《辞海》、旧皮箱等物品，以及曾任武昌农民运动讲所党委委员的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及任兼职教员的瞿秋白、李立三等革命先驱的英勇事迹。两排房子中间是一个绿草成茵的操场。在操场左侧的墙面上挂满了毛泽东、朱德等名人的诗词和书画作品，如毛泽东1935年作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朱德1941年作的《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等等。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为党领导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农民运动干部，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农讲所毕业的农民干部积极投身于各地的工农武装起义，如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暴动、黄麻起义以及参与创建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操场上毛泽东同志的雕像前，我们面向鲜红的党旗，高举右手，重温了入党誓词。
出武汉革命博物馆，笔直进入都府堤路，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位于这里。五大会址纪念馆与同条街上的农讲所旧址、毛泽东同志旧居等几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互相映衬，形成了一片“红色景区”。会址原为1918年创办的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22年至1927年，无产阶级革命家陈潭秋和夫人徐全直，在这里以教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董必武曾称这里“一度成为湖北革命运动的指挥机关”。
冒着蒙蒙细雨，踏着青石板路，我们庄严肃穆地跟随着来自各地参观的学生、官兵、党员和群众，还有老人和小孩自觉排列成的长长队列，依次行进步入党的五大历史陈列展厅，展区由“高潮与危机”“贡献与局限”“应变与转折”三大部分组成。承载着革命历史记忆的一幅幅图片、一封封手稿、一件件物品、一座座雕像、一个个故事静静地陈列在展框内、墙壁上，它们仿佛无声地向我们娓娓诉说着，将我们的思绪带入那个充满战火和硝烟的革命战争年代：192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陆续从上海迁到武汉，党在武汉地区的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据史料记载，至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前，党员人数规模达到57900多人。也就在这其间，国民党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革命遭遇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需要正确判断当前局势，系统纠正党内错误，解决如何从危急中挽救革命的问题。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应时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刘少奇、王荷波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人也出席了大会。国民党领导汪精卫、徐谦等列席会议。参会代表围绕无产阶级领导权、土地革命、革命发展战略方向、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国共两党关系等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揭开了党内纠正右倾错误的序幕。党的五大虽然没有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但为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迅速结束党内右倾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它是在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紧急时刻召开的，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地位，在这次会议上，还选举产生了党的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我们党有了第一个纪律监察机关。我弄清了党的五大召开的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也彻底解决了心中长期困扰的为何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的历史原因。
参观完党的五大会址，出大门左侧，斜对面有一幢青砖灰瓦的砖木结构的庭院式民居—毛泽东同志旧居，这是其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时的住所。实际上，这里距离我家并不远，记得年少时候，司门口、户部巷这一带曾留下我匆匆求学路过的脚步，但我却从没有专程在此地驻足停留，更未发现离户部巷出口仅隔一条马路的都府路里曾经发生过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少时大人给我讲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的故事时，他们告诉我，毛主席的三个孩子曾经于大革命时期，在上海街头流浪过，还有一个下落不明，对此我一直一知半解。当尘封记忆的闸门在某一个时点被打开，立即引起了我强烈的探索和求知欲。
进入毛泽东同志旧居，室内几间房面积不大，正中是厅堂、左边是几间卧房和儿童房，往里走是客房和厨房。简陋的床、柜子和桌椅，古朴的茶壶、茶杯和油灯，透着简陋质朴的居家生活气息。跟随聆听讲解员的讲解，我终于得到了答案。1927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在此居住，这里也是毛泽东、杨开慧和她的母亲及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一家最后团聚的地方。在这里，毛泽东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一家人都生活在一起，但是革命形势非常险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1927年8月，毛泽东离开武汉后到湖南发动和领导湘赣边界地区的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了家人的安全，毛泽东把妻子杨开慧和三个儿子留在了杨开慧的老家长沙县板仓镇。这一别，就像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家庭骤变。毛泽东在井冈山闹革命，杨开慧则独自带着三个儿子开展地下斗争，用各种方式躲避敌人的搜捕。不幸的是1930年杨开慧被捕，她面对各种严刑拷打仍宁死不屈最终被残忍杀害，那一年她才29岁。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不怕牺牲这句话我们耳熟能详，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觉得29岁有三个孩子的杨开慧，究竟是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到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三个孩子被中共地下党送到上海地下党主办的幼稚园。因为党组织叛变等事件幼稚园一再遭到破坏，孩子们被迫疏散，无人照应而流落街头。
当我解开了孩子流落街头的谜团，似乎也理解了为什么毛主席喜欢来武汉生活工作，在武汉呆的时间少则半月，多则半年，也许，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武汉曾经有一家人短暂而又幸福的生活的记忆。1927年8月一别，妻死子散，直到18年后，才终于与自己的儿子毛岸英见面。在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毛岸英不幸牺牲。毛泽东得知自己的儿子牺牲的消息，只说到“打仗嘛总难免要有牺牲”。在毛泽东过世后许多年，工作人员整理毛泽东的遗物，在一个皮箱里发现了他珍藏了20多年的毛岸英的衬衣、袜子、毛巾。我们所了解的毛泽东从容不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也许没有人知道，作为父亲的他对孩子有着多么难以割舍的情感。
最后一站，我们步入党的纪律建设历史陈列馆。馆内陈列了从成立第一个党的纪律机关到中纪委国家监委的大量史料。大家在一堵墙前纷纷驻足，哼唱起墙上的那句在当时流行苏区的歌词：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着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仔细体味，我不由想起初中时读过《朱德的扁担》，描写朱德不搞特殊化在井冈山上与普通战士一起挑粮的故事；后来还读过一直坚持“粗菜淡饭，布衣素食”的陈云使用60年旧皮箱的故事等等，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是无数革命先辈的代表，他们是那样的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他们又是模范守纪的代表，他们是光辉的典范，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庭院深深，细雨淅沥，杜鹃盛开，布谷啼鸣。回望这条并不起眼的幽静小巷，在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这里曾发生过腥风血雨、惊心动魄的伟大历史事件，它让我深深震撼、深受教育和洗礼。当我走近它，仿佛回到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1927年，“革命理想大于天”，共产党人就是在积极探索中不断寻找前进的方向，坚定的理想和信念让他们战胜了一切的艰难险阻。抚今追昔，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重温党的历史，不是只在教科书中，更应该走近历史，体悟党史，锤炼初心，坚定前行。
